中国人的三种活法:一是混,二是挺,三是拼
“混”字派的心目中多半只有利,没有一义,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这种混子往往混个吃香喝辣,一旦参透个中奥妙,升官发财绝非难事。
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谭延恺担任过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被人讥为八面玲珑的“水晶球”,也被人誉为“药中甘草”。身居高位,坦言开保定的居然是典型的“三不主义”:一不负责,二不建言,三不得罪人。他只活到五十岁,却早早的混到政坛的金字塔尖,足见其功力高深莫测。。他死后,上海某小报登出一幅大开其涮的挽联,抓住谭延恺的“水晶球”江湖绰号大肆讥嘲,其词为:“混之为用大唉哉!大吃大喝,大摇大摆,命大福大,大到院长;球的本领滚而已,滚来滚去,滚入滚出,东滚西滚,滚进棺材。”
平时,中国人见面,顶喜欢问对方“最近混的好不好”,但他们对那些已经混到宝塔上去的角色,又往往能够不抱好感,不予好评,这无疑是一种相当有趣的矛盾,能够反映微妙的国民心理。
“挺”字派最为倔强,冻死迎风站,饿死不低头,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处境下,他们都不肯跪下屈服,不肯趴下求饶,不肯倒下认栽。曾国藩是“挺”字派的代表人物,独家心法就是一个“挺”字。只要硬着头皮、咬紧牙关昂然挺住,寒冬迟早会过去,机遇迟早会找上门来。
楚汉相争是,刘邦被项羽穷追猛打,逃跑时,他担心马车超载,竟连儿女都推下车去,真是狼败至极。但是,他挺过了最凶险的鸿门宴,挺到了垓下决战,他成为最终的获胜者。
曾国藩呢,粮饷不济仍要挺,兵将不足仍要挺,朝臣掣肘仍要挺,屡败屡战,不胜不休。“挺”字派选手是严酷时期的不死鸟,他们历劫重生,总是表现出最为勇毅的硬汉气魄。
“拼”字派则相对复杂,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混”字派的变种,另一类则与“挺”字派结盟。
那些所谓的“拼爹”者,拼的是迈向成功的起点谁高谁低,拼的是人脉资源谁丰富谁匮乏,拼的是潜规则中的暗门谁能打开谁不能打开。他们有好爹,可以少走弯路,但他们的短板也很明显。何况他们的好爹有可能因为贪赃枉法从天堂跌入地狱,顷刻间就颠覆掉他们完美的梦剧场。
真正的“拼”字派,无论是在何处打拼,都是能够全身心豁出去的人,也都具有冒险精神、牺牲精神和一往无前的气概。秋瑾的诗句“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就是拼字派的极致宣言,他们拼什么也不会蠢到“拼爹”。
这三种活法摆在眼前,我们该怎样选择?混个人模狗样?挺个石破天惊?拼个风生水起?有一点是相对确定的:一旦你选择了某种活法,也就选择了某种难以逆转的人生走向。"(王开林文摘自《广州日报》)
“混”字派,谭延闓可算是个代表人物。光绪年间混上个进士,1912年混入国民党,历任湖南督军兼省长、国民革命军军长。此君不仅办公敷衍了事,在吃的方面到是兴趣广泛,也异常讲究,把南京的所有各式小吃或有特色的馆子都吃遍了。后因大餐过后,赶场子太紧或因兴奋过度,脑溢血毙命。
眼下官场上,一些高官们,在他们发迹之初,也曾踏实做过一些事,但到了一定高位,就开始不为百姓做事,成了混世魔王,专为自己投机专营,不顾党纪国法,且道德败坏,眼下犯事的山东的副省长黄胜就是一例。
列数“挺”字派人物,古代有之,近代有之,但到了现代,不敢说没有,但相比较而言,稍有逊色。当今社会的人灵活多变,八面玲珑,休想为一件认准的事而坚持到底。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好好先生,随机应变的变色龙,巧言善辩,以屈求全的两面人到是大有人在,追溯根源,个人认为一是信仰淡薄,道德缺失,视做人的底线而不顾。
再说“拼”字派。现实生活中的“拼”字派的活报剧屡演不鲜,拼爹的好像已成了当今一些年轻人的看家本领,出了事后,就喊我爹是谁,实在是无赖之极。也不知啥时又多出了许多炫富者,这种人就是以傍大款为荣,以为有钱就有一切,殊不知有的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就是为了炫耀一下而已,闹得整个社会真假难辨,实在要为这人感到可悲可恨,把社会对他们的宽容用来施展自己无赖之举的条件,实在要为这些人感到无知羞耻。
面对三种活法,你选何种,这是你的权利。但我始终认为做人要有底线,如果做人没有了底想,社会就要出问题,是非界限,做人准则受到混淆,整个文明社会的建立就要受到挑战。我想做人倒不必追求多么伟大高尚,做个平平常常的人就行。正如前不久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馒头大叔在毕业生典礼上发言时说的。“做人就好像蒸馒头一样,就是要做个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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