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这是我冥冥之中的天数，也许这是我人生中必遭的劫难。也许爱好是最好的老师，也许是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活的顿悟……

也许什么都不因为，只缘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文学院合办的研究生班录取了我！

当学生的就该把学业完成好。

这是上小学一年级时，妈妈对我说过的话。我将铭记终生。

上午的课结束了，大家夹着书籍本册，蜂拥着往楼下走。每逢这一瞬，我便感动。觉得下了课的我，与半日前去上课的我，已有了某些不同。

午饭吃饺子。白菜馅，只有极少的肉，煮得又轻，菱形块的菜叶，顽强地立在饺子皮里。

吃了饭，背起书包。

“毕淑敏，下午有家编辑部来座谈，你不参加了？”有位同学高声叫喊。

“真抱歉！我得走了。”

真是个恋家的女人！

不知有无人这样背后指点过我。我不是回家，是去上班。我是一家有两千工人的工厂卫生所的所长。一边上学，一边上班，整个学生生涯，肩上都背着一具无形的药箱。

一路颠簸。当我就要走进我的卫生所时，我停下脚步，站在天空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好像人们要下潜到幽暗的海底前所做的准备动作。

我不知道世上可有比我这个所长更小的官，但它却给予我深重的烦难。

下个月需买的药品该造表了……义务献血的名单务必落实……所里两位更年期的大夫吵起来了……领导有了病要到家去诊看……

一个泪水涟涟的女人，坐在我的椅子对面，脸上泥泞不堪。

“所长，我已等你多时。我的丈夫得了癌症……”

我给她倒了一杯水，轻轻地推送到她面前。所有的文学，所有的艺术，都被这女人滂沱的泪水冲向远方。她说得很对，我是所长。所长此时该干的事，就是尽量减轻她丈夫的痛苦……

住院难，住院难！我得派一个得力的医生去联系此事，也许还得备一份薄礼……

我像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处理着一位所长应当承担的事务。上午那些关于文学的清谈，已像一个神秘遥远的童话。

终于，下班了。

现在，最严重最迫切的问题是：今天晚上全家人吃什么？

这是主妇们永恒的命题。我常常面对这道题踌躇不安。不是因为金钱的拮据，而是糜费不起时间。

在背着课本和工作总结的书包里，再塞进去一把菜豆角。

一边做饭，一边背我的单词。

一边炒菜，一边记一个概念。

我不是一个优秀的学生，但我是一个用功的学生。

晚饭以后的时间，是属于我的儿子的。既然我把他带到了这个世界上，总还要扶上马再送一程，教他怎样长大，怎样做人。

夜色终于将所有的空气都染黑了，躺在床上，伸直百骸，只听得所有的骨节都喀吧作响，好像它们就要在某一处折断。小时候听人说，骨头响是要长个了。

枕头好像是薄荷做的，不催人入眠，反令人警醒。一个萤火虫似的光亮从远处飞来，闪烁着精灵一般的色彩。

这是什么？

这是一篇小说最初的种子，竟在这样的疲惫困倦之中，诚实地谦逊地来拜访我了。

我在暗夜中睁着眼睛，看见它埋进记忆的梯田里，在干旱与贫瘠中，顽强地生长着，抽出柳条一般的叶，开出星星点点火苗一般灿烂的花……

背着药包上学堂

“假如我能活下去，我还要写一本这么厚的书。”

张海迪对我说。

这本书–《轮椅上的梦》，整整３２万字。作为同是参加全国青年作家会议的代表，我们在”２１世纪宾馆”第十六层的一个房间促膝交谈。俯瞰夜色中的北京，烟雨蒙蒙，灯光璀灿。

张海迪身穿银灰色牛仔上衣，胸前绣着温暖的迎春花。下着黑色浅条纹西裤，肉色丝袜，小巧的黑皮鞋，鞋袜和裤腿，纤尘不染，因为她永远不能站起来。

原以为自己会看到一位轮椅上的贵族，花环和鲜花。但在这个凄清的夜晚，得以在咫尺之内观察张海迪，我那颗作为医生和女人的心，为之颤栗。

在那些美丽而典雅的衣服之下，包裹着一具高位截瘫的躯体，只有第二胸椎平面以上才有感觉。打个残酷的比喻，张海迪实际上只是个半截人，像一座半身胸像。

海迪的妹妹小雪陪伴着她。小雪很高，我一米八八，她比我还高。小雪对我说，海迪出生时九斤重，幼年时高大而健康。看着轮椅上的张海迪，我心中黯 然。无情的疾病将她拦胸砍断，并不罢休。似乎它想试一试，在这个孱弱的女性身上，究竟还蕴藏着多少力量。１９９１年１月，张海迪在上海进行手术，被确诊为 黑色素癌。

她的脸上，残留着手术后的巨大瘢疤，即使在灯光下，也很触目。她的手背上，有为了写作而磨砺出的茧子，厚硬如田间耕作的老农。

“假如我能活下去，我还要学西班牙语。”

张海迪对我说。

她已经通晓英、日、德、俄、朝鲜、世界语等六种语言。

“假如我能活下去，我还要办油画展。”

张海迪对我说。

她已经画了五十多幅油画，画大海，画蓝天和太阳。为了保持住视力和最后的体力，她拒绝做抗癌的化学和放射治疗。她在日记里曾写道：”我这几天心 烦得很。倒不是为可能过早地死去而烦恼，也不是因为疾病的痛苦。对于这一切，我早已不怕了。这几天，我老在想，自己在生命的里程中，做得太少了，太少 了。”

作者：毕淑敏　　摘自：《我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