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很多种颜色，包括黑色。如果没有黑色，我们就没有了栖息的夜晚和沉醉的梦。我也喜欢古旧的黄和黯淡的蓝，那是土地和深海的大氅。我不管它是否流行，只要自己看着欢心，就会把衣服买下来。我也明白了朋友的苦心，她把衣服当成了一种标识。她走在城市的街道上，看到了和自己穿着同样颜色的人，就感到了某种相识的快意和安慰。

我理解她，可我依然不想知道今夏的流行色。

我不知道今夏的流行色

若干年前，看过报道，西方某都市的报纸，面向社会征集”谁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这个题目的答案。来稿很踊跃，各界人士纷纷应答。报社组织了权威的评审团，在纷纭的答案中进行遴选和投票，最后得出了三个答案。因为众口难调意见无法统一，还保留了一个备选答案。

按照投票者的多寡和权威们的表决，发布了”谁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的名单。记得大致顺序是这样的：

一、给病人做完了一例成功手术，目送病人出院的医生。

二、给孩子刚刚洗完澡，怀抱婴儿面带微笑的母亲。

三、在海滩上筑起了一座沙堡的顽童，望着自己的劳动成果。

备选的答案是：写完了小说最后一个字的作家。

消息入眼，我的第一个反应仿佛被人在眼皮上抹了辣椒油，呛而且痛。继而十分怀疑它的真实性。这可能吗？不是什么人闲来无事，编造出来博人一笑的恶作剧吧？还有几分惶惑和恼怒，在心扉最深处，是震惊和不知所措。

也许有人说，我没看出这则消息有什么不对头的啊？再说，这正是大多数人对幸福的理解，不是别有用心或是哗众取宠啊！是的是的，我都明白，可心中还是惶惶不安。当我静下心来，细细梳理思绪，才明白自己当时的反应，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悲哀。原来我是一个幸福盲。

为什么呢？说来惭愧，答案中的四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我都一定程度地拥有了。我是一个母亲，给婴儿洗澡的事几乎是早年间每日的必修。我曾是一名医生，手起刀落，给很多病人做过手术，目送着治愈了的病人走出医院的大门的情形，也经历过无数次了。儿时调皮，虽然没在海滩上筑过繁复的沙堡?穴这大概和那个国家四面环水有关?雪，但在附近建筑工地的沙堆上挖个洞穴藏个”宝贝”之类的工程，肯定是经手过了。另外，在看到上述消息的时候，我已发表过几篇作品，因此那个在备选答案中占据一席之地的”作家完成最后一字”之感，也有幸体验过了。

我集这几种公众认为幸福的状态于一身，可我不曾感到幸福，这真是莫名其妙而又痛彻的事情。我发觉自己出了问题，不是小问题，是大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犹如沙上建塔。从最乐观的角度来说，即使是对别人有所帮助，但我本人依然是不开心的。我哀伤地承认，我是一个幸福盲。

我要改变这种情况。我要对自己的幸福负责。从那时起，我开始审视自己对于幸福的把握和感知，我训练自己对于幸福的敏感和享受，我像一个自幼被封闭在洞穴中的人，在七彩光线下学着辨析青草和艳花，朗月和白云。体会到了那些被黑暗囚禁的盲人，手术后一旦打开了遮眼的纱布，那份诧异和惊喜，那份东张西望的雀跃和喜极而泣的泪水，是多么自然而然。

哲人说过，生活中缺少的不是美，而是发现美的目光。让我们模仿一下他的话：生活中也不缺少幸福，只是缺少发现幸福的眼光。幸福盲如同色盲，把绚烂的世界还原成了模糊的黑白照片。拭亮你幸福的瞳孔吧，就会看到被潜藏被遮掩被蒙昧被混淆的幸福，就如美人鱼一般从深海中升起，哺育着我们。

幸福盲

当我写完《昆仑殇》最后一个标点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心的某一部分被掏空了，只留下一个洞。

午夜时分，家人熟睡。我独自走到屋外。

北京的夜不黑，无数灯火交织成彩色的图画。北京的夜也不静，声音的波涛一刻不停，只不过比白昼略低沉了点。惟有冰冷如汁的空气，像清泉一样荡涤着肺腑，使人感到振奋与警醒。遥望西部，我感到一丝淡淡的欣慰。

西部有一座雄伟的高山。绵延数百万平方公里的世界屋脊，由它无尽的子孙组成。它的主峰――乔戈里峰，是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第二高峰。在古老的文化典籍中，它被称为”帝之下都”，是黄帝居住的地方。这座威严的万山之父，就是昆仑山。

１９６９年，我参军离开北京，来到了昆仑山上的一个部队。几个月后，迎来了我十七岁的生日。战友们为我摆了一桌”罐头宴”。银亮短粗像炮弹壳一样的军用罐头，开了一筒又一筒。有橘子的，有苹果的，有菠萝的，有雪花梨的，还有……对于每月只有一筒半水果罐头定量的士兵们，这是很糜费很丰富的盛宴了。我们把罐头汁倾倒在刷牙用的搪瓷缸里，彼此碰得山响，快乐地”干杯”。

”你才十七岁，太小了。”――个老医生说。

”我已经是大人了，很大的人。”我严肃地纠正他。

”真正的大人，是怕人家说他岁数大的。况且’大人’这个称呼，本来就是小孩子说的话。”老医生平静地反驳我。

作者：毕淑敏 　　摘自：《我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