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至1998年，几乎成了我的说话年。北大、清华、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科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医药大学……还有女子中学和北京八中的少年班，从北京到新疆，我都曾去和他们聊过天。

我之所以不喜欢把这种形式称作讲演，是因为自己心理的障碍。我害怕那个”演”字，觉得有几分虚拟与矫情。也许对在舞台上的演员，是正常事情，但对以笔为幕的我来说，更习惯在黎明或是夜半，独自枯索。

生平不会表演，也未曾当过教师。面对许多人说话，提前就会感到莫大压力。每逢答应了，要在某时某刻与众人会晤，前一天就惶惶不可终日。夜里也睡不好觉，仿佛面临一场莫测的考试。有时直到赶赴会场的路上，都不晓得自己将如何开头。

其实这种场合，拒绝是最简单的方法，过去多年，我恪守着说”不”。除非极熟识的朋友托到头上，百推无效，否则绝不答应出席。一天，女作家赵玫一句话改变了我的看法。她说，不要拒绝大学生，他们是希望。

这种集体聊天大致分为两部分。前三分之二时间，由我主说。题目通常是”文学与人生”这类大得吓人的题目。题目大了，其实有好处，就是无论你怎样说，都不会跑题。我私下里以为，同学们对从作家那里能听到些什么，期望值并不很高，一般来说比较宽容。我也乐得撒开来谈了。

后三分之一的时间，一般留作大家对话。纸条不断从会场的不同角落传上来，形态各异。有写满了字的整张作业纸，也有寥寥数语窄如柳眉的短笺。我满怀兴致地阅读它们，好像你对着大山呼唤了一声，片刻后收获连绵不绝的回音。每次讲演回来，都有成包的各色纸条回馈，纷纷扬扬。好似你从飘飘洒洒的冬夜，掬回一捧雪花。

我很喜欢这些字条，里面蕴含着信息和挑战。时间久了，纸条聚得如山，偶有翻看，仍会感到灼热与激荡。那是一些年轻的心的切片，固定着那些难忘的夜晚。不论日子过去多久，依然显示着清晰的思想脉络和蓬勃的生命力。

我也常常反思，自己在当时的氛围和倚马可待的回答中，是否诚挚友善和机智？

现在，我把一些字条，直录在这里。然后是我的回答。基本上是当时的想法，也许经过时间的沉淀，更条理了一些。

问：您不愿当医生，可我最爱看您笔下的医生，这也曾让我一度非常想当医生。您笔下的医生医术都很高超，我觉得您当医生，也一定是个好医生。我总为您感到后悔。想问两个问题。⑴您后悔吗？⑵您认为作家是最适合您的职业吗？

此条来自清华大学。他们的纸条和别的大学的纸条有些微不同。基本上都用整张的纸，字也写得较大，感觉较为豪放。文科校所用的纸条多半细小精致，字也文秀些。

答：我当医生的时候，医术一般，但我是一个比较负责任的医生。医生是一个对责任感要求非常严格的职业，甚至可以说，责任感与医术，是一个好医生飞翔的双翼。我当医生时，有一个习惯，也许可以算作爱好吧――愿意和病人谈话，耐心地倾听他们对自己痛苦的倾诉。我不喜欢那种医生，把诊断搞清后，就不屑于理睬病人，觉得病人只是一个悬挂疾病的衣架。我愿意尽我的所能，和气地深入浅出地向病人解释他的病情，同情他的疾苦……这不是很难的事情，但有些医生忽略了。

不当医生，我不后悔。因为这是我在没有外力胁迫的情况下，自觉自愿作出的选择。人一生能够从事自己所热爱的事业，是一种奢华的好运气。

问：您为什么没有起一个笔名？您若会起一个笔名，将是什么样的？

此条来自北京大学。我直觉感到这是一个有志从事文学创作的女孩子。她的提问很内行，富有技术性。

答：在我还没有做好小说能够发表的心理准备的时候，它就发表了，多少有些令我措手不及。当时杂志社并没有人问我要不要用一个笔名，我也就不便说请把原稿上我的本名涂掉，换一个笔名，私下觉得那太给人添麻烦了?穴其实不复杂，但我不好意思说?雪。于是我精心策划的笔名面世的机会，稍纵即逝。当然到了发表第二篇稿子的时候，已从容些，有机会缓缓思忖一个笔名。但一旦开始具体操作，深深的忧虑攫住我――换了一个崭新的笔名，我的父母在感情上是否会接受？承认那个铅字组成的陌生字眼，就是他们原装的女儿？我拿不定主意，也没有勇气问他们，事情一耽搁，机遇就又过去了。我从小是一个很乐意让父母高兴的孩子，为了这份不完全空穴来风的忧虑，我终于坚定地不用笔名了。

如果我要起笔名的话，我要用一种矿物质或是金属的名称做笔名。我喜欢那种在亿万斯年的大自然当中，凝结的精华与漠然的力度的感觉。而且我觉得金属有特殊的壮丽。

问：您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可无论是您的文学和您的话语，所表达的都是对生活的乐观和轻松，您认为这是一种经历了太多苦难后的宽容和超越，还是您并不认为有必要感受沉重？

这个纸条，记得是来自一位医学生，好像还是博士班的。我当时有些踌躇，不知如何解答是好。因为他（或她？）似乎比我考虑得更成熟了。

答：我很坎坷吗？我不觉得啊。现在很多人讲到坎坷的时候，多用一种夸耀的口气或是潜藏着求人怜悯的企图，使我不爱说这个词，坎坷和顺利，似乎是反义词，其实都是生命的相对状态。至于顺利是否就是和快乐相连，坎坷是否就一定指向沉重？我以为并非必然。我们可以在顺利的时候愁容惨淡，也可以在苦难的时候欢颜一笑，关键在于我们把握命运的定力。

我不喜欢模拟苦难，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我对人为地自造苦难，以考验他人的做法，深恶痛绝。人生的苦难，不是像牛痘疫苗一样的病毒提取物，植入皮肤，就可以终身预防天花了。我所看到的更多的事实是，苦难磨秃了人对美好事物的细腻感受力，削尖了利己损他的恶性竞争意识，使人变得粗糙和狠毒。苦难浪费了时间，剥夺了原应更富创造力的年华，迟滞了我们的步伐。

如果苦难一定要扑面而来，那就得镇静迎战了。这另当别论。

我所遇到的最好玩的一些问题，比如未来和幻想，事无巨细的提问和随心所欲的对话，来自少年们，特别是北京八中。那是一些十六七岁的男孩女孩，智商很高，天性活泼生动。马上就要参加高考了，竟然还有兴致邀我对话，说读过我的作品，想交流一下感受。

我力拒，理由很简单。我想象不出这些非凡的孩子，会是怎样的精灵？不知和太聪明的孩子，该如何讲话？万一不妥，戕害了祖国花朵，还是一些很优良的大花骨朵。闹得不好，我前脚刚走，后脚人家就得消毒。

但校方力邀，那位音色有些苍凉的老师，一口一个”不是我请您，是我的孩子请您”。

做了母亲的人，听不得人家说――我的孩子想如何如何……我痛苦地答应了。

所幸那是一群非常机灵可爱的少年，知识面极广，天上地下金戈铁马。我们讨论了很多问题，留下深刻记忆的是这样一张字条。

问：我考上大学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我不喜欢这件事，今年７月，我不想考啦！背许多没用的东西，瞎耽误工夫。顺便问您一句，您第一次稿费，钱多吗？干什么用了？

答：人一生，要干许多自己不喜欢的事。这一规则，以我的岁数和经历来看，可以倚老卖老地向你们说――是一条铁律。世上有些事，不是因为我们喜欢才去做，而是从长远看，从责任看，从发展看，必须做。我同意你的观点，上大学没什么了不起。但它是一张门票，你领略更广阔的景色，你得有入场券。不必将它看得过重，也不可掉以轻心。你既然一点问题都没有，不妨轻松过关，然后再按自己的意志，努力向前，走自己的路。

第一笔稿费钱不多，几万字的稿子，几百块钱，我把其中的一半寄给我父母，另一半买了书。妈妈说，汇款单到的那一天，她正在小路上散步，听人喊，你女儿把稿费寄来了，几乎流下眼泪。

作者：毕淑敏 摘自：《我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