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底层说开去

——读《新世纪短篇小说佳作选评》

张友文

由　李遇春　教授编著的《新世纪短篇小说佳作选评》（珠海出版社）（以下简称《选评》）在快餐文化流行、娱乐沸反盈天的今天出版似乎显得不合适宜。因为文学的光晕已经退却，图像又趁机打压文字，影视艺术倒成了时代的宠儿。身居高等学府、以研究文学为安身立命之本的遇春不可不知文学的命运和处境。那么，遇春为何逆潮流而动呢？其实，这是遇春的良知使然。

颇具社会责任感的遇春为了给广大非中文专业的文学爱好者指明一条解读文学文本捷径，他在完成繁忙教学、科研任务之余，挤时间细读最新问世的佳构，并用心发掘其中的精神意蕴，难得！我以为，经过遇春甄别的作品结集出版为世俗、浮躁的当下提供了一道另样的精神盛宴。

《选评》收录的短篇小说都是上档次的作品，文学性很浓，属地道的纯文学或精英文学。集子中的作品没有迎合市场，没有像通俗文学那样以编织曲折的情节或讨巧的故事来招徕读者寻求卖点。这些文本取材广泛，无行业特色，去宏大话语，与主旋律保持一定的距离，皆是社会精英的呕心泣血之作，包蕴着所有文学生产者的思想内涵。小说剖析社会入木三分，幽默中有泪，叹息中有思考，直逼人性深处，展露隐秘的灵魂，道出人的潜意识。艺术手法上既传承中国文学传统，又吸收西方文学笔法的长处，的确算得上是新世纪的力作。当然，所收录的作品能否成为经典还要时间和读者来检验，不可否认的是遇春为未来经典的淘洗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我在高校工作，清楚地知道像如此集子是不能算作科研成果的，也是没有市场的，毫无功利诉求的遇春做了许多人不愿做或不屑于做的事情，实属不易。

面对封面淡雅的《选评》，眼前时常浮现遇春伏案苦读的情景，或在出差、候车时细读作品的场景。为了选出这些佳构，他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去阅读，冷读或热读最新文学期刊。一期纯文学期刊新鲜出炉，他必须抓紧时间尽快热读，然后选定质量上乘之作再冷读。一篇近万字的文章必须反复读数遍之后才能开始言说。其间，还要做读书笔记，还要查阅资料等等。其中的甘苦，作为同道者的我是深有体会的。

在我看来，遇春在收录这些名篇时，基本上是以质量为第一旨归，因为遇春从未与作品的作者谋面，就少了些人情世故的精神压力，也就没有掺杂情感因素。因此，他在评论这些名篇时，就能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溢美、不隐恶，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褒贬有度。

让我们先来看看收录的一篇作品，现以晓苏的短篇小说《陪读》为例。一看到题目我就迫不及待地看下去，于我而言，急切地想知晓陪读家长与孩子之间的情感纠葛以及家长为孩子所付出的心血代价。如今陪读非常流行，我的期待视野是家长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写出了人生的荒诞，从而达到批判中国父母望子成龙的心理之目的，并道出教育的悲哀。

第一篇读完之后，才发现自己上当了，而且不只一次上当。小说完全没有进入我的期待视野，是我的先知先觉不够？还是晓苏太聪明？刚开始，我以为《陪读》中的陪读母亲“我”会与表哥之间发生故事。随着情节的推进，晓苏把笔峰一转，把“我”遇见的女儿弯弯的老师推向前台，那就自然变成另一路书写。这就是遇春所说的叙述策略。回望该文本，发现晓苏是在解构“陪读”。窃以为，小说题目“陪读”改为“陪睡”更妥贴。本来是一个母亲到城里陪女儿上学的故事反倒演绎成了母亲陪老师睡觉的故事。由此可见，“陪读”这个非常神圣的字眼被男女之事彻底地颠覆了。“陪读”只是一个幌子，在这个幌子之下，男女情欲自然地、尽情地流露。

《陪读》是一篇很真实的心理小说，“我”的心理活动一直贯穿始终。晓苏以一个男性的视角写女性是很成功的（男性作家写女性比女性作家写男性写得好，反之亦然，这是通例，我也说不清）。首尾照应得很好，文本开头丈夫提到“我”表哥，“我”就想到他穿短裤投篮的情景，这只是写出了朦胧的性心理，小说结尾的图　景是余　老师看电视中穿短裤的运动员投篮。于是“我”与　余　老师上床就水到渠成，这样的小说艺术技巧很别致。如此说来，我不是在点评这篇小说么？不，此文主要还是挖掘《选评》的独到之处。

接下来，我们看遇春是如何言说《陪读》的。在《欲望之旅——评<陪读>》一文中说，“作者（晓苏）不对女主人公的言行轻易介入主观性评价，从而避开了常见的城乡二元对立的叙述价值立场。”这一句是全文的警策之语。“许多中国作家执着于讲述‘乡下人进城’的故事，贾平凹的《高兴》、孙慧芬的《民工》、尤凤伟的《泥鳅》、鬼子的《瓦城上空的麦田》等都是著例。这些小说无一例外地站在‘乡下人’的乡村文化立场上批判现代城市文明，城市在他们的笔下成了罪恶的渊薮，精明的城里人成了戕害淳朴的‘乡下人’的刽子手。”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随着大批农民工涌进城市，相当一部分小说文本都是剖析乡下人进城后的相对被剥夺感，而晓苏另辟蹊径写出乡下人与城里人“和亲”，虽然这种表达不是传递和谐之音，却是晓苏“渴望与众不同的隐喻追求”。

每位作家要想确立自己的写作地位，无可避免地要与前辈进行一场殊死搏斗，这就是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焦虑说。诚如是，乡下人进城的故事很难出新，狡黠的晓苏不再从金钱切入，而是从人性及人情故事入手编织了这么一个搞笑的故事，一下子就把读者拉进沉思的旋涡。虽然这篇小说不能让人感动，却能引人思考。城里人与乡下人、上层与底层、男人与女人相处或斗争，谁是智者？谁是赢家？我不由得想起了谢宗玉的《谁身上有你的伤》中的男人想用性事对女人进行报复的故事，结果呢？永远赢不了。

因此，晓苏的《陪读》表面上是乡下女人向城里男人投怀送抱的故事，实际上，里面布满了人性书写。甚至　余　老师的女人背后的故事都让读者浮想联翩，这就是文学性。这篇小说是开放式的结尾，如果晓苏有精力，完全可以把它弄成一个中篇，毕竟“我”的丈夫后来就没有露面了，这是一个缺憾。因为小说中的人物是有生命力的。不能说丈夫把表哥引出来，丈夫就销声匿迹了。如果在“我”　和余　老师上床时，头脑中哪怕有一点关于丈夫的念想也算首尾照应，也能让读者品出“我”在享受肉体时内心的不安，不是更能写出内心的隐密么？不是还有忏悔之说么？小说不是显得更有深度么？

《选评》收辑了25篇佳作，每篇都附有评论。在评论文本中，以“底层”字样为标题的就有6篇，如《悖谬中的底层叙述——评<野炊图>》《神圣的底层叙述——评<大漠人家>》《底层的偏见——评<夫妻店>》《一篇有洁癖的底层小说——评<燕子>》《底层的“断背”——评<黎明之刃>》《底层的苦闷及其消解——评<春风夜>》等，还有《神谕中的错误——评<在敦煌>》之类的篇章也是说“底层”。文学界关于“底层”的话题渐行渐远，而遇春依然在关注底层，说明其人文关怀意识未泯。《选评》中收录的张忌的短篇小说《夫妻店》没有直面底层苦难，也没有分析导致苦难的根由，而是坚锐地批判了“底层的偏见”。遇春在相关评论《底层的偏见——评<夫妻店>》一文用自己独到的眼光直逼新国民性，这是颇有见解的言说。如“在中国，底层并不纯洁，一味地同情底层并不能真正地拯救底层。沉默的底层社会固然值得同情，但也需要批判性的审视。”是的，有相当一部分底层文学都是痛斥为富不仁者，不惜笔力抒写底层之间互帮互助、同舟共济，彰显底层的正义之光、人性之美、温馨之意都溢出来了，而《夫妻店》反其道而行之，由此可见，遇春选稿还是有眼光的。

《悖谬中的底层叙述——评<野炊图>》有这样一句是很深刻的，即“上层权力者变成了底层农妇性诱惑的对象。”小说是说钉子户之一包大牙被林场办公室主任黑眉骗到林子中搞野炊，实际上是剥夺了她向高层上访或申诉的权利。如果由我来点评此作，我就会围绕民主进程做文章。当然，这个看似政治性的话题是很难说透的。机智的遇春向底层靠拢，耐心地倾听他们的声音，才能做出与众不同的解读。在贫富差别拉大的今天，胸怀博大的遇春心系底层，关注底层，便有了如下的言说：底层是否发出声音，上层是不以为然的。这是《野炊图》展现的一幅真实图景，遇春作为一个旁观者则从底层读出了智慧。从“悖谬”中生发开来，权力者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自己，漠视底层会有好果子吃么？具有忧患意识的、作为底层的代言人的遇春是不是在给权力者提一个醒呢？在这里，遇春是不是担起了思想者的角色。

《选评》中的大部分作品题目都与内容形成悖论，只有读者读了才明白。如张忌的《夫妻店》本来应是夫妻和美的生意店，结果是妻死家破，好不悲惨；田耳的《到峡谷去》也是如此，“可以说，田耳写出了一条永远也无法到达的峡谷”。

《选评》的评论篇什以西方文论话语居多，如隐喻、象征、叙述策略、精神分析、原型、消解、荒诞等系高频词汇。如此写作，不仅旨在用西方话语激活中国文论，而且有利于拓宽广大文学爱好者的视野、开启其思路。就拿短篇小说《黎明之刃》来说，我看完之后，并没有悟到这是一篇同性恋题材，直到读了与之相匹配的解读文章《底层的“断背”——评<黎明之刃>》之后才幡然醒悟。由此可见，遇春的评论之作具有导读价值。

《选评》中所有评论文章摈弃传统式的写作套路，不在“这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之类的文学术语上下功夫，也没有在艺术手法上倾注过多笔墨，“避免简单地分析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而是努力寻找小说文本的叙事形式切入口，从形式、文体或者结构中去寻找和挖掘文本中的意识形态或者精神意蕴。”（《自序》）藉此，如此评论可算作此书一大特色。

《选评》中的评论文章处处充满互文性，如《一个罪犯的心理自白——评<月圆之夜>》中就提到《俄狄浦斯王》《美狄亚》等作品，这是遇春才思敏捷之举，也显示其学识丰富。

就收录到《选评》中的短篇小说而言，以欲望叙事居多，相当一部分是讲述人在金钱、权力面前的软弱无力，缺少力量、信仰和阳刚之气，尽管有些篇什不乏温暖。如果在这个娱乐走俏、信仰迷茫的年代，遇春能在《选评》中增添几篇“革命历史书写”之作是不是更佳呢？

刘小枫曾说过：“只有上帝才是义，人没有能力作出道德评判。”耶稣也告诫人不可自居为别人的道德法官。因此，我的言说只能算作一厢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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