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的故事1、一字不改的真性情

季羡林的故事2、用最便宜饭菜充饥

季羡林的故事3、没有创见别写论文

季羡林的故事4、她等待季羡林一生

季羡林的故事5、讲诚信千里寄条幅

季羡林的故事6、附耳制服嚣张官员

季羡林的故事7、他人犯错常有己过

季羡林的故事8、坦然面对他人挑衅

　　“他人犯错，常有己过”，不仅反映出了一个人的自知和内省，更彰显出了其宽广的胸怀和风度。

　　季羡林坦言自己最初不会写论文，对自己的“笨拙”进行了真实、细致的“解剖”，表现了一位学者磊落的情怀和严谨的态度。

　　正是一向秉承“他人犯错，常有己过”这一做人处事的理念，使得季羡林成为深受国人敬重，被誉为我国“国宝”级的文学泰斗。

　　如此大不敬的言论在网络上炒得沸沸扬扬，然而季羡林却一笑而过，并未回应，可谓修“八风”不动之身，足见其内心之泰然平和。

　　不得不说，季羡林在学术上的造诣，必定和他做人的境界大有关系。也许季羡林的学问我们难以企及，可是季羡林的“真性情”是否会让我们愧对自己呢?

　　听了季羡林的话，大家都沉默了。在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食堂的厨师们总是尽量多地给这个坚强的中国男孩留一些热菜，然后看着他一边吃饭一边埋头苦读。

　　女友伊姆加德从内心挚爱季羡林，这个固执而坚忍的女人，伴着一台老式打字机，一等就是十年。为了季羡林，她支付了一生的光阴和爱情，令世人感动和赞叹。

　　来见季羡林之前，李里拜访了老作家孙犁，孙犁在李里事先准备好的条幅上题了字。谈话临近束，他也请求季羡林题字，给自己留个纪念。季羡林爽快地答应了。

　　其实，每个人都有缺点，在缺点面前，不绕道而过，不蜻蜒点水，不强词狡辩，大胆地“曝光”，更显示演讲者的诚实、坦荡，从而使演讲的内容更有可信度，更有参考价值。

　　后来，李里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因为季羡林很忙，说不定时间一长就忘了。可是，他回重庆后，就收到了季羡林从千里之外寄来的条幅，上面写着：“做好学问大有可为!”李里感动万分。

　　季羡林工作虽然异常繁忙，但是，他答应了李里同学“用毛笔写个条幅寄给你”，后来说到做到，完全兑现。这充分显示了季羡林做人讲究诚信的高贵品质，令人信服和崇敬。值得我们学习!

　　季羡林要求工作人员转述自己的讲话采用的是“附耳而言”的方式，这样做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既教育了这个官员，又保护了他的自尊，给了他一个自我反省的机会，力图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

　　世事如棋，人生如弈。他人的挑衅和讥讽，唯有意如磐石、八风(乃是佛禅中所指的“利、衰、毁、誉、称、讥、苦、乐” )吹不动者，方能在精神上先胜一筹，接着乘势而进，何愁大事不立、大功不成?

　　季羡林《我的治学之道》演讲：1936年，我师从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第四个学期念完，我开始慢慢写论文。过了大约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写成了一篇，相当长，费了一番心血，自我感觉良好。

　　学术界的一名同行或出于嫉妒，或出于哗众取宠，竟公然挑衅道：“季羡林是个很弱很弱的教授，就是语文能力还不错。别人全死光了，他还没死，所以他就变成国学大师了!这三个桂冠，他都不及格，根本轮不到他!”

　　在德国留学的岁月里，季羡林几乎把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之外的所有时间都用在了钻研学问上，付出和回报永远成正比，季羡林付出的多，学到的东西自然也多。这些良好的知识储备为他后来成为国学大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励志网 www.mengxiangwu.net

　　正在这时，有人来敲门，说：“下午开会!”这时，电话铃也响了，忙中出错，季羡林竟然将题字写在了孙犁题字的背面。季羡林发现后，十分自责：“这样吧，我随后用毛笔写个条幅寄给你，怎么样?”李里连连点头离开。

　　有一次，还在上大学的李里前去拜访季羡林，请求解答学问上的问题。上了楼，敲门，正是季羡林开的门。季羡林热情地说：“快进屋里坐。“季羡林的房子里到处都是书，满满当当。季羡林挪开书，才腾出一个位置，叫李里坐下。

　　就因为这样，我们大家才有幸目睹了季羡林在清华园学习时的“原生态”的青春记录。

　　这时候教授才慢慢地开了口：“你的文章费劲很大，引书不少。但是，根本没有自己的创见。看上去面面俱到，实际上毫无价值。”这是我—生第一次受到剧烈的打击。然而，它使我终生头脑能够比较清醒。没有创见，不要写文章，否则就是浪费纸张。

　　这时，原来被安排在这一包厢的一位司局级官员也带人上了火车，当发现被列车长调换到后面的包厢后，便大发雷霆。他拒不进入调换的包厢，还在过道上边跺脚边嚷嚷：“列车长擅用职权，随意调换包厢，我要向铁道部反映，撤了他的职!”气焰十分嚣张。

　　看着季老难过的样子，阿姨不知所措地站在一旁，满脸羞愧和尴尬。恰好季老的儿子季承前来探望，见此便准备开口说阿姨几句。没想到季老摆摆手，笑着说：“没事，没事，不怪阿姨的。”说完还好生安慰了阿姨一番，直到她放下芥蒂才放心地跟儿子进了屋。

　　没想到季羡林苦笑着摇摇头说道：“我兼职打工，的确可以让自己的生活过得舒服一些，但是我的祖国现在贫弱异常，她需要的是我们这些学子更快更多地学到能让国家富强的技术和知识。不去打工，只是我自己生活拮据，却能尽快地学到更多有用的知识，从而尽早回国尽力。”

　　可当教授在研究所内把文章退还给我时，里面没有任何改动;只是在第一行第一个字前面画上了一个前括号，在最后一行最后一个字后面划上了一个后括号。整篇文章就让一个括号括了起来，意思是说全不要了。这真是“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掉了。我仿佛当头挨了一棒。

　　羡林被许多人尊奉为“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然而，他却在《病榻杂记》写道：“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三顶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这一年，德国的冬天格外的冷。柏林一所大学食堂的厨师们却发现最近出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绝大多数学生每到吃饭的时候都迫不及待地赶到食堂的窗口打饭，以免来晚了吃不到热菜热饭，可是有一个瘦弱的中国男孩却总是最后一个到食堂，然后买最便宜的饭菜，独自坐读、一边咀嚼。

　　进屋后，季老跟儿子说：“我说这件事，其实确实不怪她，责任在我。”看着儿子疑惑的表情，季老接着说，“我明明知道阿姨不懂得怎样照顾君子兰，可还是把这件事交给了她，你说这是不是我的错?”季承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季老又说：“孩子，你要记住，他人犯错，常有己过啊!”

　　有一次，国学大师季羡林受当地文联邀请，要去参加一个会议。临走前，他突然想起还没有给自己的君子兰浇水，于是便匆忙交代给了阿姨。可是，当他外出归来时，却发现自己的君子兰已经枯萎死了。原来，阿姨浇完水后，看着天气晴好，便把君子兰搬到了太阳下。可她不知道，君子兰最怕高温。

　　1986年4月，北大著名教授、国学大师季羨林去洛阳访问，在返京途中的列车上，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当时乘客非常多，北京与洛阳之间的唯一交通工具就是火车，而坐软卧包厢只有县团级以上的官员才能乘坐。列车长出于对老人的尊重，不忍心让老人家挤来挤去，就临时决定把季羡林等4人安排在第一个软卧包厢。

　　季羡林教授见此情形很生气，于是他叫身边的工作人员去找那个官员，附在他耳边说了两句话：“你这种做法实在是太过分了!如果你要去铁道部告状，撤列车长的职，包厢里的那个老人就要以人大常委的身份，去向总理告状，撤你的职!”奇怪的是，刚才还大呼小叫、不可一世的官员顿时噤若寒蝉，乖乖地服从了列车长的安排。

　　面对那个官员嚣张的言语和举止，季羡林针锋相对，仅仅用两句话就点中了对手死穴——缺乏最起码的道德修养和深怕丢掉乌纱帽的心理，让其不寒而栗，俯首听命，使一场一触即发的激烈冲突被轻而易举地化解。

　　这是一个荡气回肠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当年，羡林的心里充满矛盾，如果他留在格廷根，就意味着“抛弃”祖国和亲人，而他留学的初衷是想等学有所成之后报效国家。在“我的祖国需要我”的爱国情操感召下，他最终选择了回国。

　　2003年， 辽宁美术出版社决定把季羡林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写的日记出版，当时，针对这段话，编辑曾向季羡林提出“做适当删减”， 季羡蕴林坚决不同意， 他的意见是：一字不改。“我考虑了一下，决定不删，一仍其旧，一句话也没有删。我七十年前不是圣人， 今天不是圣人， 将来也不会成为圣人。我不想到孔庙里去陪着吃冷猪肉。我把自己活脱脱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季羡林能坦然面对他人的挑衅，不去反击而是心静如水，泰然处之，瞬间令他人的攻击变得苍白无力，对比之间，便彰显了季羡林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和豁达的心胸。

　　“妈的，这些混蛋教授，没做什么有意义的事!不但不知道自己泄气， 还整天考， 不是你考， 就是我考，考他娘的什么东西?“看了这几句话，大家会想，这又是哪个不成器的顽皮学生被考试所逼发出的愤怒呼声吧。错了，事实上，这段话来自己故国学大师季羡林。 1934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所写的日记中的一部分。

　　只要是大学毕业的人，在漫长的十几年求学生涯中，谁又没有过对某一学科老师或者学校类似的抱怨和苦脑呢，我们只能说这是“人之常情”。在季羡林成为学贯中西的大家后，他也丝毫没有脱离“人味”，去刻意把自己的青春粉饰得多么高大脱俗，多么完美无瑕，而是毫不遮掩地把自己的“低级”本色主动暴露在众人面前，可谓真性情也。

　　时间一长， 热心的厨师们就和这个名叫季羡林的年轻人成了好朋友。 这时，大家才知道季羡林生活窘迫，所以自尊心极强的他不得不避开用餐的高峰，选择在没人的时候用最便宜的饭菜充饥。说这些话的时候，季羡林的脸上始终带着平淡的笑容，好心的厨师们听完之后，鼻子有些发酸，大家都被这个年轻人的坚韧打动了，纷纷出谋划策，让他在大学外找一些兼职来做，这样一来就可以大大缓解他的经济压力了。

　　2000年，一位女导演在拍摄季羡林传记片时，专程前往格廷根打听伊姆加德的下落。依然是那个地址，开门的是一位满头银发的妇人。她笑盈盈地向来客问好。女导演激动地问：“还记得六十多年前那个中国留学生吗?”她迟疑片刻，潸然落泪：“是季羡林吧，我一直在等他。他还好吗?”得知季羡林尚在人问，而且是德高望重的国学大师时，伊姆加德欣慰地笑了：“我一直在等他回来，我的手指依然勤快灵活呢，我还能打字!”

　　经过无数次痛苦的思量后，季羡林作出了选择——回到中国去。那天凌晨三点，论文终于打完了，季羡林对伊姆加德说：“累了吧，让我帮你揉揉肩。”他按在她双肩的手有些颤抖：“我要离开了。我的祖国需要我。”伊姆加德哭着央求：“留在这里好吗?我也需要你!”季羡林仰起脸不让泪水流出来，他痛苦地摇了摇头：“我要回到祖国去。将来，一定会有一个比我更好的呵护你一生的男子出现的。”伊姆加德没有再说什么，然后在论文稿的最后打上了一行字：“一路平安!请不要忘记。”

　　1935年，季羡林来到德国格廷根大学留学，房东女儿名叫伊姆加，时年二十三岁。1937年，季羡林开始写博士论文。论文在交给教授之前必须打印成稿，这可难住了季羡林，因他买不起打字机，更不会打字。几天后，伊姆加德首次造访季羡林：“我父亲的工厂淘汰了一部打字机，而我正好想练习打字。”季羡林高兴得跳了起来，他窘迫地问：“你不会要很高的报酬吧?我可是个穷学生。”伊姆加德笑了：“我要的报酬，是让你陪我走遍格廷根。”接下来的四年，季羡林在伊姆加德帮助下完成了数百万字的论文集。一天，两人相约去森林咖啡屋，伊姆加德突然问季羡林：“当我们七十岁时，你还会带我来喝咖啡吗?”季羡林立即明白了对方的爱意，低头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