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的故事六、布衣教授

季羡林的故事七、糟糠之妻

季羡林的故事八、异国爱情

季羡林的故事九、六百本书

季羡林的故事十、传达室的翻译

季羡林的故事五、高考数学4分

季羡林的故事一、爱国好学，堪称师表。

季羡林的故事二、谦和低调，和蔼可亲。

季羡林的故事三、坚强乐观，宽厚仁爱。

季羡林的故事四、高风亮节，激励后人。

　　去年季老接受记者访谈时谈到对出国见世面、学本领时他还说：“所以我现在赞成年轻人还是出国。可是我最反对出去不回来。我最厌恶出去不回来”。

　　《罗摩衍那》多达八万行，是古印度悲欢离合有爱情史诗，对东亚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的《西游记》里可以找到影子，时至今日，在泰国的很多寺庙里，都绘有罗摩王子故事的系列精美壁画。

　　季老小时候很顽皮，打架很厉害，而且上课还偷看书。“他的桌子上放着课本，桌底下偷看各种书。他什么书都偷看。在中学时代他把《金瓶梅》看了。”此外，季老小时候文理偏科严重，高考数学百分制的考卷只考了4分，而且他的第一志愿居然是数学系。

　　在他95岁被评为“2006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时，评委对季老的感动印象是“智者永，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曾经的红衣少年，如今的白发先生，留德十年寒窗苦，牛棚杂忆密辛多，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

　　而他平生最艰巨的两部书，长达80万字的《蔗糖史》和长达数十万字的吐火罗文A方言(焉耆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的译释，都是在耄耋之年完成的。为了写《蔗糖史》，在长达两年的时间中，八十几岁的季老每天都要跑一趟图书馆，风雨无阻。“只要有一口气就得干活”。

　　到后来，他宽容和谅解了“文革”中痛打和折磨过自己的人，不记仇，不报复，而且自我反思道：在当时那种气氛中，每个人都“异化”为“非人”，自己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还相信“文革”的正确性，“焉敢苛求于别人呢?”他这种“洞明世事，反求诸躬”的高尚品格，赢得了众人的钦敬。

　　你看呵，著作等身、且拥有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等一连串颇具分量“头衔”的季老却是异常的谦和低调。

　　季老一生培养了6000名弟子，其中30人成为各国驻外大使。但作为誉满国内外的学术大师，他却没有半点架子和派头。在季先生的《病榻杂记》中，他谈起了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他说：“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励志网 women521.com

　　在他执教60周年暨95华诞庆祝大会上，人们通过一段录像又听到了季老那熟悉的声音。他坚定地说：“我们这个大国能够和谐、团结，会影响世界和全人类。”、“没有人能阻止中国的腾飞。”

　　季老不仅学贯中西，融会古今，而且在道德品格上同样融合了中外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仁爱和恕道，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坚毅的气节和情操;西方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自由独立精神，尊重个性和人格平等观念，开放创新的意识;这些优秀传统都凝聚融化在季老身上。所以，他能够做大学问，成大事业，有大贡献，他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和榜样!

　　“文革”期间季老先是蹲牛棚，后来他是北大女生宿舍的守门人，在传达室当门房，他除收发信件报纸外，就在那里翻译。因为怕被红卫兵发现，他偷偷地在家里头把原文抄在小纸条上，然后在传达室趁没人经过时拿出小纸条，躲在角落逐字翻译。他说严复翻译，“一名之力，旬月踟蹰”，而他是“一脚(韵脚)之找，失神落魄”。文革结束，这篇长得惊人的巨著翻译才完成了前三篇。

　　季羡林留学德国时，房东邻居迈耶家的大女儿叫伊姆加德。1935年，季羡林来到哥廷根大学留学时，租住的房子就和迈耶家在同一条街上。伊姆加德是个身材高挑，面容白皙可人的美丽姑娘， 1937年，季羡林开始写博士论文，而论文在交给教授之前必须打印成稿。这可难住了季羡林，因为他买不起打字机，更不会打字。这时伊姆加德小姐说：“我父亲的工厂刚好淘汰了一部打印机!而我正好想练习打字。”

　　季羡林先生生于1911年8月，山东省清平县人，出身贫农这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是极为罕见。先生永远是一身中山装，每日三餐粗茶淡饭。他23岁科去留洋在德国十年，一生都在搞外国文学、外语教学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却没有一点儿洋味呢?这大概是他身上农民子弟的基因使然。小时穷得吃不饱饭，给一个亲戚割牛草，送草后磨蹭着等到中午，只为能吃一口玉米饼子，现在仍极为节俭，害怕浪费，厌恶虚荣。

　　季老住在301医院期间，有一天，一位年轻护士说起某报正在连载季先生的著作《留德十年》，表示很爱看。老爷子马上把秘书李玉洁找来，吩咐叫人去买，说“书是给人看的，哪怕有几句话对年轻人有用了，也值得。”这一来轰动了全医院，大家都来伸手，还索要签名本。“都给。”“买去。”季先生发话说：“钱是有价之宝，人家有收益是无价之宝。”最后，一趟一趟买了600本，也一笔一画地签名600本。

　　也就是从那天起，每天晚上7点半后，季羡林都会抱着一堆书稿前往迈耶家。论文稿几经修改后杂乱无章，而且内容复杂枯燥的梵文，对伊姆加德来说简直就如天书。但是她总是挂着温暖而恬静的微笑来打印这些“天书”。在接下来的4年时间，季羡林在伊姆加德的帮助下完成了数百万字的论文。伊姆加德把最美好的青春光阴给了这个博学睿智的男子，而她纤细的手指，也一一抚摸过他那些后来让中国和世界都为之惊叹的文字。

　　迎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后，季老心舒气爽，激情焕发，大展才华，辛勤著述，在学术上接连丰收，硕果累累，“在量和质两方面都远远超过这以前的四五十年”。他的晚年出版了11部学术著作，撰写了200多篇学术论文，在中国文化研究、比较文学、东西文化交流、梵语与佛教史研究等十多个学术领域和层面上取得辉煌成就，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建树了丰功伟绩。著名学者钱文忠说:“作为一名学者,老人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

　　有一年一位北大新生看见一个老头在报名处，就对他说：“大爷，你替我看一下行李，我去办手续。”直到一个多小时后才回来。次日当他在开学典礼上看到那老头坐在主席台上，一打听，他就是北大副校长著名学者季羡林时真的吃惊不小，对同学说：“就像个邻居大爷，一点也看不出来。”

　　他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家里没有一本书;他的叔父决定送他上学，令其命运有了转折，但也给他一个包办婚姻，在离家求学十余年后，他依然跟妻子相濡以沫。1946年，季羡林回国后经陈寅恪推荐赴北京大学任教，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为了专心研究，独自过了16年，他才把家属接来。他的妻子叫彭德华，济南人，比季羡林大四岁，只念过小学。婚后，l933年他们先有了女儿，取名婉如。1935年，又有了儿子延宗，即是季承。

　　季老在黑暗残酷、泯灭人性的“文革”时代，他从拥护、迷惑到醒悟，从旁观逍遥到挨批斗，遭毒打，内心充满复杂的矛盾与痛苦，最终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关进“牛棚”。他感到“被开除了‘人籍’”，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于是，为适应不断的批斗，他竟然想出每天站在自家阳台上进行“批斗锻炼”：“低头弯腰，手不扶膝盖，完全自觉自愿地坐喷气式”，“还在心里数着数，来计算时间，必至眼花流泪为止”。”这种被逼无奈的痛苦锻炼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季老坚韧不屈的意志和忍辱自强的精神!

　　这桩婚姻，既无爱情可言，又由于文化差异悬殊，缺少共同语言，让季羡林从一开始感受的就不是欢乐，而是痛苦。在季羡林眼中，彭德华是一位贤妻良母，她对季羡林关怀备至，对子女也做到了慈母应做的一切。她同季承的祖母一起，把家料理得井井有条。季羡林维持了这段婚姻，以及表面的安乐与祥和。彭德华也许一辈子也没明白她丈夫研究的是个什么学问，陷入悲痛的季羡林在《寸草心·我的妻子》一文中写道：“如果中国将来要修‘二十几史’，而且其中又有什么‘妇女列传’或‘闺秀列传’的话，她应该榜上有名。”他自从1929年结婚，到1994年妻子去世，和“包办婚姻”的妻子一起生活了65年。

　　央视编导周兵在回忆拍摄《东方之子》一些铭刻在心的经历时，特别提到了季老。周兵见过老人三次，第一次是和白岩松在1995年做《学者访谈录》时。当时季老坐着，在白岩松掏名片准备递给他的一刹那，他就站起来，弯腰等着。白岩松掏了较长时间，季老就一直弯腰等着，这个场景令在场所有人感动不已。后两次采访他时，虽然他已经有些不记得记者们，但大家每次走的时候，他依然会站在家门口，很有礼貌地望着大家渐渐走远，周兵感叹道：“做人做到这份上，真让人敬佩。”

　　季羡林回国到北京大学工作后，就把爱国精神化成报效祖国的教学与研究的实践。他不断地开创学术研究的新领域新课题，忘我地献身学术研究以实践爱国报国的志愿。他为归国3年里写了40多篇文章，有13篇学术论文而自觉满意;他又为上世纪50年代前5年“我的学术研究成果竟是一个零”而自责，感到愧疚。正是基于学术报国的意志，他在“文革”后期偷偷地翻译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历经5个寒暑，终于把长达8万行的《罗摩衍那》译成中文，为中国翻译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建造了一座丰碑。

　　书稿完成，两个年轻人心中的爱情火花也快要迸发时，有一天季羡林手有些颤抖说：“我要离开了，我的祖国需要我……”当女孩说：“留在这里好吗?我也需要你!”时，季羡林心里充满矛盾与痛苦。他想：自己随时要离开这里回到中国。如果他不管不顾地留在哥廷根，当然可以和伊姆加德携手一生。但是，成全异国之恋就意味着“抛弃”祖国和家乡的妻子儿女。季羡林当初留学的初衷，就是等学有所成之后，回到中国去报效国家的。他痛苦地摇了摇头说：“这里只是我的第二故乡，我要回到祖国去……” ，四天后他离开了德国。虽然伊姆加德再也没有得到季羡林的消息，但她依然执意地等待并终身未婚。这个固执而坚忍的女人，伴着一台老式打字机，一等就是60年。为了季羡林，她支付了一生的光阴和爱情。

　　在北大校园里，季老经常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咔叽布中山装，圆口布鞋，出门时提着一个50年代生产的人造革旧书包。他像一个工友，说话平常，总是面带笑容;他像一个老农，声音低沉，平易近人。他的家谁都可以推门而入，同他谈话，如沐春风，决不会感到紧张局促。在住院期间，一天一位年轻护士说起某报正在连载季先生的著作《留德十年》，表示很爱看。季老马上吩咐身边人去买，他说“书是给人看的，哪怕有几句话对年轻人有用了，也值得。”这一来轰动了全医院，大家都来伸手，还索要签名本。“都给。”，“买去。”季先生发话说：“钱是有价之宝，人家有收益是无价之宝。”最后，一趟一趟买了600本，也一笔一画地签名600本。

　　季羡林是一个坚定的忠诚的爱国者。他热爱祖国的壮丽山川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他说：“平生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我也是爱国的。”求学清华时，他加入赴南京要求蒋介石政府抗日的请愿行列，还到农村去宣传抗日爱国。赴德留学，“是为了爱国”。就在德国法西斯统治的黑暗岁月里，虽然忍饥挨饿，仍然发奋学习希腊文、拉丁文、梵文、吐火鲁文、巴利文，研读梵语佛教经典。当他的博士考试门门得优，毕业论文胜利通过时，他的感受是：“我没有给中国人丢脸，可以告慰亲爱的祖国。”

　　季老说过，自己喜欢的人“是这样的：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最高水平当然是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季老一生的心思只在学问上，执着地追求学术创新。在学术园地里，他埋头苦干，辛勤耕耘，总是每天清早4点起床，伏案工作，数十年如一日。上世纪90年代里，在3位亲人接连病逝，自己疾病缠身的夹击下，发愤著作，完成了《糖史》等3部开创性的文化巨著，为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发展中华文化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