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美学思想核心为“美”和“善”的统一，也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孔子提倡“诗教”，即把文学艺术和政治道德结合起来，把文学艺术当作改变社会和政治的手段，陶冶情操的重要方式。并且孔子认为，一个完人，应该在诗、礼、乐修身成性。孔子的美学思想对后世的文艺理论影响巨大。

孔子一生游历丰富。他从漫长的旅游生涯中悟出精辟的人生哲理，并形成对旅游的独特见解。孔子的“游”主要有三种形式：游览、游学、游仕。也就是说，孔子在游中问学教学，游中求仕入仕，游中生情怡情，游中悟道传道。他的旅游行为与修学、入仕是分不开的。孔子的旅游思想可大致概括如下：

孔子曾说：“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晏乐，损矣。”也就是说，以骄傲为乐，以到处游玩、游手好闲为乐，以大小宴为乐，都是有害的快乐。可见，孔子反对游手好闲、放荡游乐、毫无节制的游玩等佚游行为。他认为佚游超出个人身心承受能力与社会礼制许可，佚游带来的快乐是暂时的、局限的，而且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损害。

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意思是君子不要留恋故土，应该通过游学四方来增长见识，实现远大的理想和抱负。由此可知，孔子“重游”，反对“怀居”、“怀土”等心理和行为，甚而把贪恋安居、留恋故土作为君子与小人的分野标志。但是孔子也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明确表达了他提倡近游的思想。“父母在，不远游”也是儒家提倡推行孝道、侍奉双亲、注重人伦思想的体现。

孔子一生行游天下，注重听乐观礼，开创了中国文化旅游的先河。据史书记载：“孔子曾西入周室，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观帝王之治。”醉翁之意不在酒，孔子入周之意在于向老聃学习乐礼。另外孔子访齐曾与齐太师交流关于“乐”的见解并达到忘我的境界。《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学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孔子行游四方中学习、欣赏古代的礼乐文明，这其实就是现在所说的文化旅游。

遗憾的是孔子虽然是贵族子弟，但却到底没有拼爹的命，因为他幼年时父亲就去世了。所谓人走茶凉，随着叔梁纥的死他身前混迹官场的人脉关系也随之而去，自然也不能给孔子提供多少混官场的资源，充其量也就是提供了贵族身份，使孔子具有仕宦为官的敲门砖，否则他连为官的资格都没有。事实上孔子正是因为父亲早逝家道中落不得不提前中断学业，出仕养家。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没像其他官二代富二代一样拼爹，倒是很有点早当家自力更生的意思。

除了提倡听乐观礼的文化之旅，孔子还注重体悟山水的自然之游。对于山水自然景观，孔子更注重“美”的感受，比如为我们耳熟能详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在孔子看来，智者的聪明锐利和流动的水具有形而上的共通性；仁者的宽厚品格与庄重沉稳的大山相通。这就是“山水比德”的审美观、体验观。“比”指象征或比拟，“德”指伦理道德或精神品质，意指在欣赏山水自然景观时，根据其特征类比联想到人的道德品格，即把自然山水人格化。

那么孔子既“重游”，又反对“远游”、提倡“近游”，岂不是自相矛盾？实则非也。孔子的近游观和远游观并不矛盾，而是对立统一的，类似于“鱼和熊掌”的关系。远游与近游实际上反映了儒家的“忠”与“孝”、报效国家与侍奉双亲的对立统一。孔子虽然提倡“近游”，但也不一味地排斥远游，虽然主张推行孝道，但更主张“治国平天下”。到底适宜远游还是近游，取舍标准就是是否“有方”。事实上跟从孔子周游列国14年的弟子中就有不少双亲健在者。孔子反对的只是无正当目的却超出合理程度的“远游”。

首先孔子相比别人的起点是比较高的：孔子的祖上出于殷商王室。周灭商封殷商王族微子启于宋，建立宋国，孔子祖上由殷商王室变为宋国公室。西周后期孔子先祖弗父何从公室中分出，为宋国之卿，由诸侯之族转为公卿之族。弗父何及曾孙正考父都是宋国名臣。春秋早期宋国内乱，孔子先祖孔父嘉被华父督所杀，宋国华氏始强。孔父嘉曾孙孔防叔畏华氏之逼，逃奔鲁国，世为鲁国大夫。孔子之父叔梁纥是鲁国大夫，也是当时著名猛将，偪阳之战中曾经手托千斤闸，扬名诸侯。所以孔子是不折不扣的官N代，在春秋时代各国的官职基本上是贵族世家世袭，那时候可没什么科举制，所以孔子的出身其实是他仕宦为官的敲门砖。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内容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严格了等级制，把贵族和庶民截然划分治者与被治者。孔子的礼治、仁政思想固然讲究统治者要爱民如子，但这种爱民却是建立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下的，每个人从一出生就被划分为不同的等级。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一种君父和臣子对等的关系——君父每要求臣子做一件事，自己也应当对应做一件事，请注意是应当而不是必须，所以这其实是一种对等但不平等的关系，因为儒家的礼治、仁政对统治者是没有任何强制约束的。

孔子治史思想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直”，即研究历史要实事求是，不但要重视根据，而且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政》)，他竭力反对那些狂妄不直的人，说：“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泰伯》)他这种一以贯之的主张，也反映到他的治史态度中。 孔子的治史观不仅反映到治史态度和治史主张上，而且还体现在历史发展观中。孔子认为历史在不断“损益”，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周代正是在总结夏、殷二代的基础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历史不是倒退，而是后来居上，是前进发展着的。尽管这种思想很朦胧，但却是我国史学史上进化论的可贵的开端。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人的天赋素质相近，个性差异主要是因为后天教育与社会环境影响（“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因而人人都可能受教育，人人都应该受教育。他提倡“有教无类”，创办私学，广招学生，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平民，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他主张“学而优则仕”，学习了还有余力，就去做官。他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从政的君子，而君子必须具有较高的道德品质修养，所以孔子强调学校教育必须将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励志网 www.mengxiangwu.net)

从孔子思想的方方面面看来有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借鉴的地方，也有我们需要扬弃的地方，可在孔子有生之年他的学说始终未获重用，他不得不周游列国四处推销自己的学说，甚至被人嘲笑为惶惶如丧家之犬。那么为什么他的学说一直不受人重视呢？其实从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我们就不难看出：他竭力要维护一种上下尊卑有序的礼仪制度，可在春秋战国这种大争之世是讲究实力的——诸侯架空天子，诸侯国内的贵族又架空诸侯，总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有枪就是草头王。在这样的年代大家想的都是如何富国强兵使自己做大做强，谁会去关心虚无缥缈的礼法呢？遗憾的是孔子的儒家思想在构建社会体系方面有可取之处，但对富国强兵而言基本上可以说一无是处——静态的经济观念导致儒学难以富国，仁义的道德观使儒学难以强兵，这就注定儒家学说天然不适合于春秋战国这样的大争之世，儒学注定只能在太平盛世才能真正发挥自己最大的功效。

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很难找出像孔子这样毁誉参半的人物：他在世时周游列国却郁郁不得志，身死之后其学说长期不被重视，直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学成为中国历朝历代的官方学说，占据统治地位两千余年。当时光流转到近现代以后人们又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有人甚至认为：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屈辱史是由他一手导致的。时至今日他的崇拜者叫他孔圣人，反感他的人叫他孔老二。对此我觉得俄罗斯的一句谚语能很好地总结这一现象”一个伟大的民族或是个人将永远不屑于在人类历史舞台上扮演配角，甚至也不屑于扮演主角，而是一定要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如果你是强者，誉满天下也必然谤满天下。“说到底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而奋斗，我们不可能做到让每个人都喜欢自己，有些时候只能坚持走自己的路，听别人瞎逼逼啥？不过这话得两说——我们不可能做到让每个人都喜欢自己，但我们要尽量争取让绝大多数人喜欢自己，太过特立独行真的会没朋友。

孔子推崇六艺，所谓六艺是礼、乐、射、御、书、数。后世的儒家学派一直推崇礼乐，可在孔子的反对者看来：正是对礼乐的过度推崇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削弱了尚武精神。其实射、御就是教人们射箭和驾驭马匹，这在当时无论文人武士皆将这两项技能作为必备技能，毕竟当时是礼崩乐坏的大争之世，不会一点功夫都保护不了家人。书是指的书法、数则指的计数之法，我们知道现代的自然科学和经济学其实都是以数学为基础的，孔子当然不可能预料到几千年后的世界会是啥样，但他在当时就敏锐意识到数学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所以其实孔子重人文科学轻自然科学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轻视不等于无视，事实上孔子对自然科学至少是不排斥的。除此之外，孔子还有极高的艺术造诣——他跟鲁国国家级乐师师襄学习弹琴，一段时间后即令师襄自愧不如。

以此言之：孔子并非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之人，会计、农活、园艺等等他都会干，他也曾做过高官，显然不能说混得不好。孔子的反对者除了讥讽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和情商低混的差之外，还认为孔子削弱了中国人的尚武精神，把我们变成了一个文弱的民族。实际上真实的孔子是一个大力士，常年佩剑从不离身，虽然正史没记载孔子的武功到底高不高，但多少是会些功夫的，之所以正史对孔子的武功缺乏记载是因为他从不在人前炫耀武力。除了个人的武功之外，孔子也曾率部征战，关于他指挥战争这个是有正史记载的：鲁国费邑的长官公山不狃发动叛乱偷袭国都，鲁定公措手不及，被费邑的部队包围，情势十分危急。孔子指挥申句须、乐颀奇袭公山不狃，大破费军，救出国君。但就像他个人不推崇武力一样，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孔子也更倾向于用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事实上无论是孔子的崇拜者，还是反对者在有一点上基本上观点一致——那就是孔子基本上就没做啥实事。孔子的崇拜者认为：孔子一生郁郁不得志，于是他索性专心治学，希望学生们能将儒学发扬光大，这一希望直到汉武帝时代才实现，但毕竟实现了并由此奠定了中华文明两千余年的法统道统，这难道算不得伟大吗？孔子的反对者则坚持认为：孔子的学说只是看起来很美而已，对解决实际问题没半毛钱作用，于是他们动辄嘲笑孔子“百无一用是书生”、“只会空谈干不了实事”、“混不好才去装逼”、“博出位来骗饭吃”。那么我就先不谈孔子对中华文化有何贡献，先从世俗功利的角度来看孔子究竟是人生赢家，还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由于失去父亲的庇护，孔子只能从最基层的低级公务员干起。在职场上孔子也混得不错：能胜任会计、牧业管理等多个岗位，而且肯定做出了一点名声，才能为齐、鲁国君所知，今后设帐收徒时才能来那么多人。另外孔子主动完善职业技能，对与职业有关的农业、园艺也颇有研究，否则后来樊迟也不会问他园圃之事，虽然孔子自称不如老农、老圃，但那一是自谦，二是不大感兴趣，并不是不会。孔子自己就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后来孔子担任鲁国中都宰，一年之内使中都大治，在中下级官吏的业务范围内不愧是能吏，后来在高级官员任上又不愧为名臣。孔子中年以后，声望大增，其时鲁国政局动荡，孔子因缘际会成为鲁国高官：一年内从中都宰到小司空到大司寇，并且暂代宰相执政（摄相事），完成了坐火箭式的官场三级跳。其官阶换算到现在相当于鲁国最高院院长兼国务院总理，鲁国是当时的中等强国，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一个省，所以孔子官职最高时几乎做到了一省长官，而连个普通公务员都崇拜得不行的屌丝们居然认为孔子混得不好，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孔子在教学方法上要求老师“有教无类”、“经邦济世”的教育观，“因材施教”、“启发式”的方法论、注重童蒙、启蒙教育。他教育学生要有老老实实的学习态度，要谦虚好学、时常复习学过的知识，以便“温故而知新”、新知识引申拓宽、深入，“举一而反三”。应该说孔子的教育理念应该说他整个思想体系中最杰出最宝贵的，尽管孔子一生都有浓烈的阶级尊卑意识，但在教育问题上他始终坚持平民子弟也应该有受教育的权利并身体力行开创私学。孔子教育弟子从来没有固定的教材，而是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主张为经邦济世而学习，而不提倡坐而论道。实际上这不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吗？好的教育不应该是像生产流水线一样打造一模一样的产品。

孔子建构了完整的道德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是以性善论为基础的，在个体层面主张“仁、礼”之德性与德行，所以我们读《三字经》开宗明义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所以其实儒家弟子都是从小听着《喜羊羊与灰太狼》的故事长大的，在他们眼中世界就是充满玫瑰色和诗情画意的，他们只能看到爱和美好的事物，他们看不到的是社会的阴暗面，直到有朝一日碰壁了才知道童话里都是骗人的。但我要说的是这其实是后世儒生断章取义的结果，我个人认为：儒家的性善论不是指的人性本善，而是人性向善，是一种理想追求。我坚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对别人有一丝恻隐之心，或许我们都曾做过违心之事，因为趋利避害的自私属性是上天赋予物种的求生本能，但只要我们心中还有那么一丝丝恻隐之心都应该坚持一心向善。一个人人相互扶持笑着生活的时代会不会到来，对此我也是不知道的，但我们完全可以将其当成一种无限趋近的目标。

谈完了孔子在世俗功利层面的人生境遇后我们再来看看他的思想体系。说起儒家学派可能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孔子吧。可孔子自己从没以儒家创始人自居，他认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由周公创立的周礼，所以春秋战国时代的儒生其实是以周公为儒家创始人的。那么孔子所要维护的周礼究竟是个什么东东？孔子到底想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严格意义上来说：周公虽然创立了周礼，但周公并没开创一个学派来维护周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现代人以孔子为儒家创始人是有道理的，周公只是为儒家提供了最初的精神信仰来源。可问题是虽然孔子和儒家是要维护周礼的，但时过境迁之后他们所理解的周礼和周公的周礼是不是一回事呢？只有天知道。事实上孔子根据自己对周礼的理解构建起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个体系大致可以分为：道德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教育思想、美学思想、史学思想、旅游观念、人生理念等方面。

春秋时代晋楚争霸是主旋律，但到后期把持晋国国政的六卿内斗，使晋国陷入衰落，齐国开始挑战晋国霸权，拉拢晋国的盟国鲁、卫等国。孔子相鲁期间齐鲁为此举行了夹谷会盟。此次会盟孔子软硬兼施折冲樽俎，尽显外交才能。首先孔子预料齐国作为大国会要炫耀兵威，认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力主带上军队。齐国果然派莱夷士兵劫持鲁定公，因鲁国有备，没有成功。仪式上齐国又让侏儒上来演滑稽戏，这在庄重的会盟上是非常失礼的行为，而且带有侮辱的性质，孔子当机立断斩杀侏儒，又一次挫败齐国的计策。会盟结束时齐国临时加了一个条款，规定齐国出兵，鲁国要出兵车三百乘助战，这时如果硬顶会过于得罪齐国，但低调接受又会让齐国予取予求，于是孔子放软身段，提出以齐国归还汶阳之田为交换，有条件的接受。最终齐鲁夹谷会盟成功，孔子也获得齐国君臣的尊重。可见孔子虽推崇礼教礼法，但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老古板，他在处理外交事务依然是讲究求真务实的。

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大同”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畅行，“天下为公”，因而能“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矝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阴谋欺诈不兴，盗窃祸乱不起，这是一幅理想化的传说中的尧舜时代的原始社会景象，也是孔子憧憬的最高理想社会。“小康”社会是孔子主张的较低的政治目标。“小康”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隐没，“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与这种贫富不均、贵贱不等相适应，产生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伦理道德，“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立田里，以贤勇知”，相应地还要设“城郭沟池以为固”，由是，“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这种社会显然没有“大同”世界那样完美，但有正常秩序，有礼、仁、信、义，所以称为小康。这种社会实际上描述了“私有制”产生后的阶级社会的“盛世”。孔子的“大同”社会、“小康”社会理想对中国后世影响深远。后来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段的思想家提出不同内容的憧憬蓝图和奋斗目标，这种思想对进步思想家、改革家也有一定启发，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和孙中山都受到其影响。

孔子的经济思想最主要的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义利观与“富民”思想。这也是儒家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这种经济思想更多的是强调勤俭节约和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主张重义轻利，这对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体系培育良好的社会风气是有积极意义的；缺陷是这是一种静态的经济观，只提到勤俭节约以节流，却从未构想如何把经济蛋糕做大做强以开源。孔子的阶级理念也体现在他的经济思想上就是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论语》中记载他对想学农的弟子樊迟十分不满，骂他是“小人”，这是因为孔子认为人要有更大的理想和追求，要承担的是更大的责任。他要让他的学生成为价值的承担者而不是一个农民。虽然孔子自己因为父亲早逝的缘故，也曾干过农活养家，但终其一生他视此事为耻。其实孔子一生都有浓烈的阶级尊卑意识，比如那句饱受诟病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其实这句话本是孔子一时抱怨所言，针对的是某位特定的女士而不是针对所有女性。但其实从中还是反映出孔子有强烈的男尊女卑和阶级尊卑的观念——这里的小人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认为的道德品行低下之人，而是指的小宗之人，所谓小宗是和大宗相对立的，说白了就是非正室夫人所生之子。所以仔细论起来这话是有歧视女性的意味，但并不是拿女性和道德品行低下之人，而是拿女性和庶出之子对比，实际上是一种赤裸裸的身份歧视，而不是道德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