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想起我的出生，那都是一场罪孽；每次忆起我的母亲--我那还没来得及喂我一口奶，我也没来得及睁眼瞧一眼就告别人世的妈妈，我都欲哭无泪。

我对历史没有研究，我对时间和苦难的记忆清晰且模糊。上世纪70年代初的农村，尤其是当时的百里高荒，人们都沉浸在饥饿之中，记忆中苞谷与洋芋是最伟大神圣的，几乎占据了我记忆板块的全部。然而有很多人就为了这两样东西终日劳作，最终也因为它们满足不了他们最根本的需求而含恨闭眼，草根树皮、泥巴我没有吃过，我只是听讲了很多。我就是在那个年代的一天傍晚来到这个世界，我的出生是我母亲用生命的终结换来的。

母亲怀着我的日子，吃不饱穿不暖，终日还要为不让我四个哥姐饿死奔命，那苦难我永远无法体味。我父亲兄弟姊妹不多不少，刚好十个，我母亲同胞骨肉在当时是少的了，才六个，真难想象，那样的年代，他们是怎么活过来的。如果不是母亲的早逝，我们哥姐弟妹数量也许会有更大突破。设想一下，如果那时就有计划生育的理念与措施，那么多代人的艰难和困苦或许会少了很多。

据说，我母亲怀着我的后期，全身浮肿，就连我爹给她打的草鞋也换了好几双，原因是脚一天比一天肿胀，鞋便一天比一天显得小了。当时家里儿女成群，个个饥渴难耐，属于我的口粮总是被我母亲"截留"下来度了我哥姐的命，其实是严重营养不良致使她病入膏肓的。母亲生我发作时还在田间锄草，因为有了生我四个哥姐的经验（其实我忘了交代，在我之前她生了五个孩子，我上面的一个哥哥生下不久便夭折了，至今也不知什么病死的，因为当时死个把孩子是习以为常的小事，没有太多人在意，而对我的父亲母亲来说，总是一件惨事，所以讳莫如深），更因为根本就请不起接生婆，哪怕只是一顿鸡蛋面条的代价（当时的接生婆是收不了钱财的，招待她一顿鸡蛋面条就算很高的礼仪了）。她将我生了下来，用破布包了我，待我爹回到家里，就只剩下我微弱的哭啼和她冰凉的躯体。当时怎么生的，一切的一切都无从考证，后来听人说她流的血泡透了两床破棉絮和一堆稻草。从此，她的生命在我身上延续。

我也是幸运的，我一个其实并不亲的婶娘刚好生孩子不久，看我可怜，怕我饿死，给了我第一口奶吃，她便成了我的奶娘，我从此开始剥削着本该属于那个姐姐的口粮。我也不知道是我"命太硬"，还是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罪过，我奶娘刚把我们姐弟养到能吃苞谷面和洋芋果的时候，她却得了痨病（直至我长大了才知道那就是现在的肺结核），拖了一段时间，也"走"了，她那瘦削得只剩已佝偻变形的一把骨头永远定格在我心中，我们哭得死去活来送她下葬那天的情景时刻揪得我心发慌。

我是在奶娘的怀抱活下来，在哥姐的背上长大的。老爹终日为我们一群孩子起早贪黑，在几亩薄田中摸爬滚打，到了青黄不接的季节还要四处借粮借盐度日。哥姐也基本没怎么跨过学堂门，我在我们家里倒成了"知识分子"，都觉得我命苦，便把读书的机会全让给了我，他们历经艰难让我读了初中又读中专，后来有了自己的工作，如今，女儿已上了大学。

我哥姐因为有母亲的生命说法，更因为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他们或在卫生所或在卫生院生下了自己的孩子。大哥大嫂也当爷爷奶奶了，当时在他们催促下，侄儿小俩口早早住进了镇上卫生院，在卫生院一分钱未花住了半月院才发作，顺产下孩子后，我那侄媳还在众人陪护下输液疗养了一周，在院没用上几个钱，因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还因为是农村户口，出院时几方面补助了一笔费用，从镇上请了辆面包车浩浩荡荡回的家。

要说我的孩子也是捡的一条命，怀胎七月，她妈老是腹痛、出血，在医院躺了好久，孩子总算保了下来，预产期还差大半月时，她终于呆不住了，可情况不妙，B超显示胎位不正，还脐带绕颈，麻烦了，为做到万无一失，我们合议决定转县妇幼保健院，后来剖腹请她出宫。如今，她成了个小大人，过着公主般的生活（当然是比起我们当年穿草鞋，啃红薯的日子）。仅幼儿园上了四年，相当于她伯、她姑四人加起来的学历了。她还时不时埋怨我们这不好那不到位，她外婆也宠她不得了，除了学习要求严厉外，一日三餐变着菜数口味伺候她，午餐送到学校吃，生怕她饿了还是不顺口的。 回想起来，三四十年的发展，四代人的命运变迁，我为我的母亲和奶娘含恨痛哭，我为我们这一代庆幸，为我的孩子感到幸福，为孙辈们的优越无比感慨。

我常想，我的母亲要是在天有灵，知道她的子孙后代现在过得如此幸福优越，一定会得到些许慰藉。我的奶娘当年得的"不治之症"，如今是国家免费治疗的一个常见疾病，根本就不可怕，要是今天，她不会一把"干柴"入土的，定然能够和満堂儿孙尽享天伦。

我的母亲，我的奶娘！